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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5-28 06:44:33

                                                  为落实陪产假制度,熊思东认为劳动监察部门应将陪产假权益保护纳入劳动保障监察内容;用人单位应采取劳动合同备案制度,按照法律规定增设专门合同内容,明确陪产假权益,并对执行陪产假作出具体安排。

                                                  “面对这样的情况,男性配偶在新生儿孕育过程中的照顾和陪伴显得尤为重要。”熊思东称,目前男性配偶参与育儿方面还较为落后,许多人希望陪伴妻儿,却有心无“时”。

                                                  其次,家庭育儿压力增大。“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孕育二孩的家庭,不仅要照顾孕妇和新生儿,还要兼顾大孩,家庭育儿压力倍增。

                                                  新京报快讯 电影《少年的你》令不少观众对校园霸凌感同身受。如何遏制校园霸凌?全国人大代表李亚兰拟提交《关于校园霸凌立法的建议》,建议对校园霸凌行为进行单独立法,如《反校园霸凌法》或《惩治校园霸凌法》。

                                                  “首先,对校园霸凌行为作出明确界定,尤其注意区分校园霸凌与学生间嬉闹、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界限,为惩处校园霸凌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其次,对责任年龄作出重新划定,在刑事责任年龄的基础上,校园霸凌专项法律重点弥补对低龄霸凌行为的惩戒,尤其是14周岁以下校园霸凌施暴者的惩治;最后,校园霸凌专项法律法规应当根据校园霸凌造成的后果严重程度,明确由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处,还是由学校等教育机构进行纪律惩戒、又或者由家长进行协商处理,解决现有的惩处方式单一的问题。”李亚兰表示。

                                                  同时,相关高校、高中职业学校、社区要积极参与男性配偶母婴护理技术培训和能力提升工作,开发家庭教育课程体系,组织男性配偶开展产妇、新生儿照顾知识普及等学习活动。目前,在治理校园霸凌现象过程中,现有法律存在概念模糊、责任年龄偏高、惩处方式单一等问题。

                                                  此外,产妇压力增大。据统计,高龄产妇占我国孕产妇总数13.4%,且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伴随高龄孕产妇和辅助生殖技术受孕者的增加,产妇恢复期增长,且在孕育过程中,承受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大双重压力,不少女性在孕期及产后会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接近20%会发展为抑郁症。

                                                  此外,熊思东建议以立法形式规定男性配偶陪产假制度。《劳动法》对女性产假有明确规定,但对男性配偶陪产假无说明。他建议在《劳动法》中增加关于男性配偶陪产假的相关规定,明确男性在育儿方面的家庭责任和生育权利,并规定男性陪产假不得低于38天。同时,参照《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妻子多胞胎生育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15天陪产假。

                                                  “校园欺凌的施暴者及受害者都是学生,无论是对受害者还是对施暴者都会带来极其恶劣的危害”。李亚兰代表表示,校园霸凌对受害者的性格养成及日后生活造成诸多负面影响,也会助长施暴者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校园霸凌问题不容忽视。但校园欺凌事件通常会被学校及家长以“息事宁人”的态度进行处理,多数未进入司法程序追究法律责任,这与现有的法律规定缺失有一定关系。

                                                  熊思东认为,育儿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家庭育儿人力资源匮乏。伴随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421”、甚至“422”家庭模式呈现主流倾向,“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使得家庭背负沉重的养老压力,加之城乡、城际频繁流动的常态化,祖辈与父辈、孙辈异地生活,夫妻异地情况较多,加剧了育儿人力不足的矛盾。